1939年的上海“孤岛”，在如斯群敌环伺的恶劣环境中，“相识不刚毅者更将趋向邪道”，相识刚毅者如郑振铎，也未免堕入了“精神内讧”。
1939年1月，郑振铎在《华好意思》周刊上发表散文《在衰弱着的东说念主们》，如斯描述因顽抗战长进丧失但愿而千里沦衰弱的东说念主们：
在衰弱着的东说念主们无方针地在漫游着；他们关于我方莫得信任，关于一又友莫得信任，关于国度的长进莫得信任；他们我方认为在黑漆漆的永夜漫游着。这漫漫永夜，他们认为长久不会变为灿烂光明的日间。……
在衰弱着的东说念主们一窝风的在那些衰弱的百货商店，酒店，戏馆以及酒馆里进收开销。从酒馆里出来的是红红的脸，带着微醺，一支牙签还斜衔在嘴角。给晚上的西北风一吹，更显得酒力的神秘作用；认为这就是抗抵，这就是争斗。[1]
著述中还说，在衰弱着的东说念主们深信着突现的遗迹。以此，他们深信神说念、星相、庆幸，热衷于看相算命，委身待运。
这篇著述，其实亦然郑振铎写给我方的警醒。此年他与配头高君箴沿途千里溺于打麻将，日志中称为“雀戏”“雀战”。
3月19日，在寓晚餐，餐后雀戏至二时许才散，输了近二十元。他在日志中自责：“此种劳民伤财之戏，渐宜戒止也！”
3月28日，郑振铎与徐调孚、周予同到王伯祥家祝愿“伯翁”五十大寿。寿宴后，民众赌了一场，郑振铎负二十余元。第二天与太太同到暨大共事张耀祥家中雀战，至深夜一时许始回，胜约三十余元。
4月5日下昼三时，同到张宅雀戏。至夜十一时半许散，负三十余元，“精神仍是很困倦了”。雀战凯旋的最高记载是10月15日，赢了八十余元；输的最高记载是8月20日的六十余元，这天他再一次发誓不打——“戏有害！”
8月29日，仍在张宅雀戏，胜五十元，还了账上的旧欠。“尚有很多事未作念，而迟滞了下来，去从事有害之嘲谑。”
9月1日，又是熬夜雀战，又是自责：“有无数的事要作念，但都放下了，却去作念这不急之务。到底是好整以暇呢？如故婉曲？亟应内省。”
孤岛上的文化东说念主，处于民族家国的说念德想象与宽泛生存压力的垂危拉扯之中，这种张力带来了日复一日的狠毒与困倦。越是困倦，越是逃向“雀戏”；游戏赢输立见的刺激一方面舒徐了焦躁，散场之后，又加剧了老鹤乘轩的负罪感。
《译报》编缉胡仲持的女儿回忆其父在孤岛“低气压”中的高度精神垂危——
物价飞涨而咱们家东说念主口又多，加之父亲周围一些莫得职业的亲一又，频繁在我家吃饭，的确每天开饭两桌。千里重的生存担子，复杂的接触面目，使我父亲每天睡觉少许，而神经又相称垂危，但仍不住手写稿，直至昏迷到方式不清，以至一反常态，跺着脚高喊：“打倒日本帝国方针”，跪在《鲁迅全集》的书箱前哀泣。在这么的时候，又是地下党的一又友们的深情关心，给他以匡助。王任叔等同道像哄孩子相同，教他打牌，作念游戏，挑升让这个从来不会打牌的东说念主取胜，以松弛念念想，吊销恼恨。[2]
上半年，郑振铎的学术写稿堕入停滞情景，他在日志中不息地给我方打气——
2月25日，筹画写文一篇，但恒久写不出来。
4月30日，整理书箱及写目次。“惜一分阴！”
5月26日，每天胡里胡涂的当年，要写的东西恒久莫得下笔，不知如何是好。
5月27日，雀战至十一时半，散，计负六十五元，为年来负得最多的一次。精神颇不自得！来日一定要入手职责了！至少有一个月以上不曾动过文字，似乎过于懒惰与不快活了！应勇猛，惜寸晷！
6月15日，在家写《风涛》[3]，好久不曾下笔，认为很勤苦！
7月2日，心里和天色相同的阴郁。有很多事要作念，却一件也不曾作念。
7月30日，不知怎样的，有些无端的悽楚。
12月17日，本日是四十三岁的诞辰。恰是丁壮勇猛之期，至少应每半年出版一种。
在这么的心思中，郑振铎如故在年底交出了两篇学术商讨著述，一篇是近两万字的《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4]，一篇是近三万字的《劫中得布告》（包括一篇长序和八十九则古籍版块纲领）[5]。二文齐在他主编的《体裁集林》上发表。
此年11月，郑振铎与开明书店的徐调孚创办了《体裁集林》，广邀巴金、叶圣陶、丰子恺、李健吾、柯灵、耿济之等名家撰稿，不错说是“孤岛”上最负殊荣的玄虚型刊物。
郑振铎主编的《体裁集林》第一辑，封面左下像片是随政府内迁、此年不幸病逝于云南大姚县的曲学民众吴梅。本期刊发一篇挂牵吴梅的著述。
终局1941年6月，《体裁集林》共出五辑，由开明书店总经售，除了上海版，刊物并在桂林分店依照上海纸型重印，销量甚佳。抗战时期上海的文艺刊物在大后方同期重印刊行的，似乎只此一家。
郑振铎在每辑《体裁集林》上都有著述发表，徐调孚说：“郑先生从内地接下这个任务来托我编的。编到第五期，钱罢了，就停版了。”[6]
《体裁集林》每辑聘请不同的刊名，以书的单行本方式刊行，这么就幸免了向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登记。万一被查禁充公，瓜葛不广。这一严慎作念法，其后就确认了其必要性。
郑振铎12月29日志写：“闻《集林》遇劫，为之大惊！”这个时期恰是《体裁集林》第一辑刊行之后，但他日志莫得记录此事的下文，查当天报纸，《大公报》《陈述》均报说念：
【沪日方密探队在租界横行竟搜查协丰印刷店并绑去店主毛树钧】日本密探队员四东说念主，二十九日晨九时许乘汽车至福煦路搜查协丰印刷店，将店主毛树钧绑入汽车，驶往沪西，并搜去该店承印之开明书局《体裁集林》及新智书局《国际英文选》两书纸版。[7]
日本密探越权到租界持捕，立即引起公众关注，租界捕房为此张开拜访，发现店主毛树钧筹办的印刷所承印《体裁集林》等各项书本，被怀疑其中夹有抗日书本，致被日东说念主勒诈到宪兵总部审问关押。日本密探从《体裁集林》等九十二本承印书本中没能找出“抗日”把柄，流程租界捕房和讼师的交涉，于1940年1月6日开释了毛树钧[8]。
在“孤岛”上，郑振铎和他的一又友们善于与敌伪周旋，敬终慎始地帮忙着《鲁迅风》《体裁集林》《民族舆论》等多种逾越刊物的剪辑与运行。
“孤岛”不休了他的解放，关联词复杂的接触环境也激勉了他的战斗潜能，同在上海从事地下职责的许觉民说——
孤岛的四周诚然布满着虎豹，文化阵线上的战士自不成失去警悟，关联词租界的特地位置，却给了孤岛的文化阵脚多些许少阐扬的机遇。艰辛当然是说不尽的，一种书刊被扑杀了，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又派生了另一些新的来；某些固命称号的刊物，时常地更换着每期不同书名的丛刊，以躲闪捕房的跟踪。我的嗅觉是虽然垂危一丝，关联词在隙缝中抢得到一丝“解放”，比国民党地区那种云罗天网式的总揽宽松得多。[9]
郑振铎从2月5日开动整理家中书本，因久不开箱，有很多书都已为蟑螂作根据地了。整理藏书又燃起购书冲动，他每天到四马路及三马路各书肆一瞥，遏制不住招引，每天都会挟一两种旧书回家。
5月25日自我反省：“购书之兴，迄未衰，是一大病！博而不精，尤为作宾语！”但如故陆续地买买买。
8月15日的日志又再反省——
书囊无底！因为整理，便感到不够，感到储藏的枯竭，感到有若干必要的书还未购入。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满足的可能。
1939年，旧家顾惜的各朝各代善本古籍，源源连续地从长江中卑劣的沦陷区流散到上海，进一步推高了上海古旧书业的行情。
郑振铎日志和《劫中得布告》记录此年他在四马路各书店买到的古籍，多为常熟、杭州、苏州等地藏书家的旧藏。
比如他花五元买下的明刊《琵琶记》，原藏家的扉页识语写于二十八年前：“民国元年六月十八号，同乐之、中甫游永定门。路过琉璃厂，于旧书摊上，以铜元八枚易之。”[10]
这是时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卫生处处长陈万里的藏书，陈氏那时随军撤回到浙山河区，他杭州家中藏书齐被盗劫，郑振铎还买到陈万里所藏内府钞本曲数种。
上海藏书家也在出售旧藏以济困。晚清重臣李鸿章晚年寓居上海，小女儿李经迈做贸易有方，20世纪30年代曾建有枕流公寓、丁香花坛等上海滩顶级公寓洋房，其藏书楼“望云草堂”亦富藏精善本。
李经迈于1938年逝世，其子意外在沪久留，遂将藏书中的珍本卖给中文渊书店，其余书捐给震旦大学。此批“合肥李氏书”在1939年夏天经中文渊书店转卖给来青阁[11]，5月21日，郑振铎从来青阁购得二十六种古籍，共一百三十元，那时付了二张支票，“款尚不知如何筹法也”！
接下来一星期，郑振铎千里浸于给新获旧书写纲领，他欢叫地发现，来青阁这批合肥李氏藏书中最为精者《佛祖统纪》《午梦堂集》，齐入我方手中。
世界书局首创东说念主沈知方1939年9月11日病逝于上海，他的粹芬阁藏书在生前即已散出，此年7月23日，郑振铎日志载他在中国书店，“见沈氏书散出者不少，颇念念得之，而苦于有心无力”。
他在《劫中得布告序》中亦记“今岁合肥李氏书、沈氏粹芬阁书散出”，限于财力，郑振铎只购得沈氏书的七八种，其余都被北平的书店齐集而去。沈氏所藏《异梦记》是荒漠的善本，郑振铎略一夷犹，书已为“平贾”所攫，携之北去。
1939年，从北平南下的书商（郑振铎称之为“平贾”“平估”）彰着增加，来薰阁、修绠堂、富晋书社等六家北平书店来沪缔造分店。
7月25日郑振铎记：“赴中国书店等处，四顾几齐为某种东说念主，可惊！”
9月5日，到中国书店等处，“刚到了一批书，已为平估一抢而空”。由于南北汇率的差价，再加上北平的藏书家更多、市集更大，“平贾”在上海收购江南的图籍，打包北去，得利可达三倍以上。“以是南来者益众，日搜括市上。遇好书，必攫以去。诸肆宿藏，为之一空。”[12]
郑振铎《求书日录》历数“平贾”的危害——
而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东说念主呢？据他们的相互传奇与告诉，大约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以不错得善价也。偶有特地之书，乃送到朔方的诸储藏家，像傅沅叔、董绶经、周叔弢那边去。殿板书和开化纸的书则大抵齐送到伪“满洲国”去。
我认为：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要是饱和落在好意思国东说念主和日本东说念主手里去，畴昔总有一天，商讨中国古学的东说念主也要到异邦去留学。这使我荒谬的烦嚣和气愤！更迫切的是，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收购的书，都以府县志及关系史料文件者为主体，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拜访物质，商讨地点情形及行军路子；远言之，则足以界限我民族史料及文件于千百世。[13]
底本上海尚有一批兼具财力与目光的商东说念主藏书家，即郑振铎所说的“有劲者”，腹地书店收得好书，往往先被这些沪上藏书家所拘押。中国互市银行的常务董事谢光甫，“每寰宇午必到中国书店和来青阁去坐坐，的确是风雨无阻。他所得到的东西似乎最多且精”[14]。
1939年6月18日，谢氏衰一火，郑振铎在日志中感触：“书友又少一东说念主矣！”在租界工部局当大买办的潘明训，亦然旧书威信，其“宝会堂”专藏宋元版，陆续收得一百多部宋版书。
潘氏也于此年6月逝世，精刊善本失去了这些沪上“有劲者”的收购阻扰，就会被南下的书贾搜刮之后流向伪北平以至外洋。郑振铎在《劫中得布告》中命令：“安得善事且有劲者出而挽救劫数于万一乎？”
失去了“有劲者”盟友，郑振铎只可割肉补疮，典质出售我方藏书，以供营救文件之资。
日志中记载，6月2日，他整理出二十箱书本，又有四箱规划押给大银大家叶景葵[15]，计一百二十多种、四百多册，以荒漠本、精本书居多。
他在日志中写的估价是“约可得八千余”，发誓“当于最短期内，设法赎回！”关联词临了叶氏的估价才二千元。《劫中得布告》说：“先所质于某氏许之精刊善本百二十余种，复催赎甚力。计母子须三千余金。”[16]
也就是说，叶景葵只给郑振铎不到四个月的资金盘活期，就催促他尽快赎回典质古籍，并且还产生了利息一千一百元，临了“母子”（本金加上利息）三千一百元。
1933年1月，郑振铎就曾向叶景葵典质书本借得两千元，“周息壹分”，年底时支付了利息款两百元[17]。
1939年的此次借钱，叶氏却催促得紧，可能是因为他那时也在计赫然跟郑振铎相同的古籍抢救工程——因鉴于古籍消一火，“及今罗搜于劫后，方得保存于畴昔”，此年5月，叶景葵与张元济、陈陶遗发起筹设上海合众藏书楼，叶氏自捐财产二十万作为经费，藏书亦捐入馆中[18]。
“平贾”成群抢购，举高了书价，郑振铎越来越追不上加价的速率。8月16日志说： “借洋六十元。连同余下之四十元，存入银行，因来日有中国书店之支票一百元，须来实现也。此款为购买明版《英烈传》[19]者，明刊演义最荒漠，故不吝重值购入。然囊中所余不外十元汉典，此十元尚须防守家用若干日，不知如何过日子！好书之癖，终于不改，只用自苦耳。”
关联词那寰宇午，他又去中国书店，买书二册，花去三元。8月19日，身上只消一元几角了，第二天为经济问题，配头与之吵架。日志中说，“关于书的笃好，终于使精神受了无限尽的烦嚣。”
8月22日，郑振铎得回七月份薪水一百余元，不到数天便将用完。9月2日刚把多年苦心搜访的戏曲顾惜卖给北平藏书楼，一拿到款项即去叶景葵处赎回典质的四箱书，售书所得七千元，才三天时期就只剩下数元了。
他在日志中写说念——
在“旧书”中足下，大似猢狲弄棒，且似染上些市估气味，大可自笑，亦自哀也。
毫无节制地购书，引起了家庭矛盾。
郑振铎1928年出版的《家庭的故事》收入一双姊妹篇《风云》和《书之荣幸》，故事是连贯的，写一个名叫“仲清”的学问分子家庭的矛盾纠纷。仲清之妻宛眉染上了打牌的癖好，而仲清嗜书如命。仲清对配头千里溺于打牌十分不悦，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配头对他还不息地节衣省食以至假贷购买旧书也报怨不休，两口子时常发生蹂躏，二东说念主相互管理——
“你少买书，我就少打牌。”
“你不打牌，我也就不买书。”
他们俩常常的这么牵制的互约着，却终于民众都常常的破约，莫得恪守着。[20]
郑尔康（郑振铎之子）其后说，仲清和宛眉的东说念主物原型，恰是郑振铎本东说念主和他的配头高君箴，“行为家在写这两个短篇时，与演义中重叠的情节，正在他的家庭中轮流发生着呢”[21]。
与大盛大上海的中产阶层主妇相同，高君箴爱重雀战，“在麻将桌前一坐一个整宿亦然常事”，郑振铎1939年、1943年的两种日志里，“箴”或者在娘家高宅，或者在张宅及我方家，组牌局“雀战”至深夜。配头关于“雀戏”的千里溺，正如郑振铎关于买书的千里溺，何尝不是对实践生存的躲避。
关联词1939年郑振铎的告贷买书，如故引致了配头间的多场争吵。9月5日志：“本日又与箴诟谇，萧条之至！完全不成了解我的职责性质与兴致所在。作念一个庸俗无脑筋的东说念主，在家庭里一定幸福得多。”
9月中旬，郑振铎向中国书店出售了二批旧书，第一批获款一千五百元。他规划再售去几批书，筹集万元以备缓急之用。
从9月至11月中旬的不到三个月时期，郑振铎共购入一百一十种古籍，耗尽近三千余元，深感有心无力：“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深备尝矣。”[22]
细心：
[1] 郑振铎《在衰弱着的东说念主们》，《华好意思》周刊第1卷第49期，1939年1月。
[2] 胡德华《复社与胡仲持》，《上海“孤岛”体裁回忆录》上册，第62页。
[3] 《风涛》是郑振铎写明朝东林党东说念主与魏忠贤接触的短篇历史演义，刊载于1939年7月世界书局出版的《大期间文艺丛书》之六《十东说念主集》，列在第一篇。
[4] 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体裁集林》第1辑，1939年，第53—134页。
[5] 郑振铎《劫中得布告》，《体裁集林》第2辑，1939年，第39—105页。
[6] 姜德明《徐调孚与“体裁集林”丛刊》，《丛刊识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7] 《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2月30日，第3版。《陈述》1939年12月30日第8版亦有同条报说念。
[8] 《华成印刷所主被绑案》，《陈述》1940年1月7日，第3版。
[9] 许觉民《孤岛前后期上海书界散记》，《成绩》第6期，1999年，第135页。
[10] 郑振铎《劫中得布告》，《西谛书话》，第233—234页。
[11] 同上书，第226页。
[12]同上书，第209页。
[13] 郑振铎《求书日录》，《西谛书话》，第410页。
[14] 1945年郑振铎《求书日录》记：“虽然他已于数年前归说念山，但他的所藏于今还完满不缺。”谢光甫藏书在其卒后十年（1949年）散出，多被上海的旧书店拍卖，现上海藏书楼、上海师大均有其过藏之书。
[15]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一作葵初），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浙江兴业银行、汉冶萍铁厂、中兴煤矿公司等实业的创办东说念主，亦然大藏书家。
[16] 郑振铎《〈劫中得布告〉序》，《西谛书话》，第209页。
[17] 柳和城《郑振铎写的两件借据》，《百年书东说念主书楼杂文》，杭州：浙江诠释出版社，2017年，第190—192页。
[18] 《创办合众藏书楼看法书》：“抗战以来，寰球藏书楼或呈停顿，或已分布，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一火，而日、好意思等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视其流散，岂不太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职守。”《叶景葵年谱长编》，柳和城编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35页。
[19] 万历版《皇明英烈传》，原为沈氏粹芬阁藏书。
[20] 郑振铎《书之荣幸》，《郑振铎全集》第1卷，第23页。
[21] 郑尔康《郑振铎》，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22] 郑振铎《〈劫中得布告〉序》，《西谛书话》，第210页。